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得以从内战的泥潭中抽身的苏俄政府开始着手恢复国内的工业建设。与此同时，国内部分艺术团体也在计划着将实验室阶段的工作带入到现实的社会场域之中。生产主义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在艺术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关于生产主义的讨论主要发表于1922-1926年间，其时苏俄社会正逐步恢复工业建设，此间伴随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关于工农业发展之争。后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逐渐从前线转向人民内部的日常生活。笔者在本文中追寻着布里克、楚扎克、库什纳的探索轨迹，试图挖掘生产主义理论的推进与完善之路。生产主义是如何从意识层面上的造好物一步步落实到实践中去，在摆脱对艺术的传统定义之后，新的艺术及其意义应指向何处？本期推送为论文的第三部分，其余部分及相关文章将在院外陆续推出。文｜农积东 责编｜钱塘祠炒板栗的莫师傅 Vladimir Tatlin｜1915 艺术进入生产｜1920年代俄罗斯先锋派的生产主义诸理论｜三｜生产主义理论的构建｜2021正文5500字以内｜接上期与此同时，在此前有关艺术与生产关系的讨论的基础上，研究院内外的生产主义主要理论家诸如布里克、阿尔瓦托夫、库什纳、塔拉布金、楚扎克等人也在积极地继续构筑和完善他们各自的生产主义的理论。1922-1926年间，他们的文章分散地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新闻与革命》、《艺术生活》、《熔炉》、《列夫》等杂志上。而这些理论家从一开始因其各自的理论源头不同而带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这些不同的倾向在日后的继续讨论中不断深入，其区别也将随着问题的深入而不断被扩大。虽然没有集中进行讨论，也没有太多机会在同一台面上展开相互批评，但这一系列文章在某些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让这些杂志无形中构成了一个关于生产主义的论争场域。 与这一系列讨论同时进行的是国内逐步展开的恢复工业建设，发展工业化的任务。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业无论对于执政者还是民众来说都可算得上是一项崭新的课题。 工业化的构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在列宁的提议下制定的电气化计划。[1]而在电气化计划以前，老派知识分子对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普遍观点仍然是：俄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将依附于世界市场，基于此，应该利用廉价的农业人口大力发展农业和供应农业生产的产业。他们鼓吹化学是国家生产力加速增长的重要手段和大规模积累的源泉。[2]尽管如此，列宁还是坚持认为应该先恢复工业，进行电气化，之后才是化学化，这样才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必需品。[3]然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不断深入，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开始偏向于农村，工农业之间的发展矛盾再次凸显。到了1923年，在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做了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并提出警告：工业落后于农业的问题应该被重视。“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而生存的工业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稳固而长期的支柱”[4]，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上，同时主张加强经济的计划原则，正确处理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并呼吁扩大计划范围以及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而以布哈林为主的反对者则谴责托洛茨基试图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促进的工业化。而到了八月份，这一矛盾便以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危机的形式呈现了出来。[5]到了年底，党内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派斗争公开化之后，托洛茨基又一次在《真理报》报上发表名为“新方针”的文章，重申加快工业建设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必要性。文章中指出剪刀差的问题是由于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的，因此只有加大对工业的投入，使工业生产能够填补农业对工业产品需求的缺口，才能有效地解决剪刀差的问题。而以斯大林为首的“三驾马车”[6]则主张向农民妥协，优先发展农业，依靠农民的购买力来为工业生产筹措资金，再进一步发展满足生活与消费的轻工业，最后才能促进重工业，即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次年，在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工业问题又再次被提出，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被认为是经济事务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抨击降低工业价格的政策，并呼吁加速工业化。总之，这期间国内对工业问题的讨论正如火如荼。 另外，随着后革命时期的来临，革命的激情开始退却，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开始从前线转入到人民的生活内部，而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也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公共讨论当中。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相继撰写一系列有关俄国革命后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的文章。当中包含了家庭生活，文明礼貌，日常语言习惯等议题。这些文章后来集结为《日常生活问题》一书，并于1925年出版。同样地，日常生活的相关议题也被带进了这一时期的生产主义讨论之中。 [1] 1920年2月2日，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他的电气化计划，即根据技术条件和科学理论来制定一个以电气化为基础的经济建设的远大计划。2月7日，会议通过了在电气化基础上统一经济计划的决议；2月21日，在列宁的提议下，组成了以科尔日扎诺夫为首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委员会，有将近两百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计划的拟定。从3月20日开始，经过八个月的工作，制定出了全俄电气化的计划，在随后召开的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列宁对于这一计划十分重视，并把它当作“第二个党纲”。“我们需要这个纲领，它是展示在整个俄国面前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的、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同时他还给出了一个简明易懂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921年10月，亦即新经济计划开始半年后，苏俄召开了全俄电气工作代表大会，赞成全俄电气化计划，并计划于十到十五年内完成。该计划也为国家有计划地组织某项事务的建设开了先例，也为此后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经济生产奠定了基础。 [2][苏]B.C.列利丘克著；闻一译，《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页。[3]列宁在1921年4月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上指出：当然，最好的措施是恢复大工业。这自然是最好的、经济上唯一正确的措施，这就是加强工厂的生产，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必需品，不仅给工作者及其家庭提供必需的纺织品，而且给农民提供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机器和工具，哪怕是最简单的机器和工具。（[俄]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4]沈志华, 郑异凡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98页。[5]到了七八月份，由于工业品价格迅猛增长，远高于农产品的价格，造成了工业品销售危机，大批工人因此失业。大规模罢工潮开始涌现，工人情绪极不稳定。[6]列宁逝世后，由政治局成员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组成的反对托洛茨基的集团。Spatial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no 557｜Konstantin Medunetsky｜1919 （一）理论的推进与完善 1.布里克：构成作为生产方法 上文已经提到，布里克在早年提出了艺术的生产这一愿景，他希望通过艺术的生产让劳动者重新把握生产的过程，消除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导致的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分离的情况。使劳动者能够把握生产的过程，让他们在明晰意识的指导下有能力重新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进而造出最佳品质的产品。这让布里克的生产的艺术与构成主义具有了某种天然的亲和力。在他看来，构成主义的任务是“考虑所有这些命令和条件并找到适宜的解决方案。”在其“构成主义者的学校”一文中把生产主义也只当作是构成主义走进工厂的后一个阶段，因此两者更像是一种继承演进的关系，亦即生产主义是进入到生产领域的构成主义。对于那些将构成主义艺术与手工艺艺术混为一谈的批评看法，布里克的回应是，对于构成主义者来说，是否为他们贴上手工艺的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做的是现在必须的物品。”于此，布里克为重新定义和组织工人劳动的愿望找到了实现的方法，即构成主义的方法。然而，尽管宣称采用了构成主义者的方法，但这一愿景的前提是在工厂中让工人拥有造好物的自觉意识，其出发点首先放在了意识层面[7]，并没有讲明这一意识从何而来，如何形成。此外，在生产艺术与应用艺术的区别的问题上语焉不详，这也是布里克被其他生产主义者诟病的地方，而楚扎克便是诟病者之一。2.楚扎克：辩证的生产主义 从1922年开始，楚扎克成为列夫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并开始着手写作“在生活建造的旗帜下——尝试理解今日的艺术”一文。这时候生产主义这一术语正被频繁使用并提上了艺术文化研究院的日程。楚扎克在这篇文章中继续完善和细化了《文化公社》时期由艺术辩证的方法带出的结论，并据此对包括布里克在内的《文化公社》成员后来的转向提出了批评。文中，基于对当时“彼处（理论上）存在着由艺术家-创造者的匿名集体所生产的大量物品，这是物质的辩证发展过程的结果，但此处（现实中）物品的制造和有价值物品的生产就像一些难以被感知和想象的理想”[8]的判断，楚扎克回顾了象征主义到未来主义再到最近的生产主义的辩证发展过程，并将生产主义看作是未来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在他构想的艺术发展体系中，未来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为： a.实验室和形式的阶段——已经首次突破了所谓的平面图形手段的限制。b.讲坛和宣传阶段——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技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内容第一次结合的时期。c.艺术与生产融合的阶段。[9] 在楚扎克看来，1918年前后俄国未来主义和《艺术公社》号召艺术家从工作室进入街道仍处于上述的第二阶段，即讲坛和宣传的阶段，其艺术形式以鼓动海报为主，不足之处是他们只会喊叫而缺少相应的内在动机。但于此同时，他也从中看到了新艺术即生产主义的苗头和趋势。在艺术目标这一问题上，楚扎克认为《艺术公社》的成员诸如布里克、库什纳、普宁等人的认识走在了前列。与那些把艺术目标放在教育，或放在影响人事并掌握他们，抑或放在完满形式上的看法不同，这些理论家首先认为艺术应该致力于创造物质的对象，非只满足于对生活的歪曲或用以沉思，后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创作的主导意识。其次，艺术之于无产阶级不是庙宇，而是为每个人生产艺术物品的工厂。 然而《艺术公社》的生产主义理论并没能继续推进下去。在楚扎克关于新近艺术发展状况的叙事中，《艺术公社》的成员们在人民教育委员会视觉艺术系站稳脚跟并把阵地转到《美术》报刊上之后，越发趋向于采取折衷的立场，如布里克的文章“艺术家公社”中只将矛头转向了祭司，却没了对未来主义弊病的反思。而之后由布里克所主编的《生产中的艺术》文集同样没能如导言所承诺的那样向前推进，甚至在新的生产艺术的定义上变得更加含糊不清，文集中斯滕伯格试图把生产艺术视为最权宜的方法和最好质量的造物，以区别于应用艺术。但在楚扎克看来，这一观点并没能更确切地说明以何种形式，如此依旧很难和应用艺术区别出来。而在布里克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今日之潮流[On the Order of the Day]》”中，同样地以生产的意识和态度取代了生产的宣传。 尽管《艺术公社》的成员没能继续将生产主义推进下去，但生产主义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楚扎克认为，继续将生产的艺术向前推进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阿尔瓦托夫、柏林的埃伦贝格[Ehrenberg]小组和沿着塔特林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构成主义者们。这一时期即1922年前后的主要生产主义理论和实践通过构成主义得以完成。楚扎克认为从塔特林的反浮雕作品开始，构成主义就已经吹响了反对架上绘画的号角。之后开始涉及实用之物，最终在1922年梅耶荷德的一系列剧场实验中结出了果实，同时把生产主义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 梅耶荷德的有机造型剧场旨在使剧场成为组织人们意志和心理的场所，这些剧场实验反对资本主义的心理学主义，其要从生产中培养人所必不可少的活动和技巧。梅耶荷德倡导的有机造型术训练能够帮助人们灵活地应对与他们打交道的各种机器，并很好地把握它们，另外，通过对语调、姿势的科学管理，让人们能够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繁重的物役中解放出来。楚扎克看来，从未来主义中诞生出了生产主义，在生产主义的基础上构成主义完成了其蜕变，继而从中诞生了有机造型术，而顺着有机造型术的内在逻辑继续向前推，则将会演化出诸如非常规主义[eccentrism]、马戏团主义[circus-ism]、杂耍主义[stunt-ism]等一系列新的艺术实践。 为此，楚扎克提出当前的艺术任务是要更新未来主义的指导理念，摆脱其粗俗的唯物主义和应用艺术的取向，并将艺术哲学作为生活建造的方法，而非仅仅停留于认知上；落到具体的实践中则是要进入到工厂，进入到生产当中。这一要求不仅基于以上艺术自身推演的逻辑，同样是基于国内出现的新形势而提出的。在楚扎克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在新经济政策下逐步退缩，由革命的倒退带来了政治的收紧，文化艺术界亦然。而当前的革命还面临着两大难题：首先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复兴，由此带来的经济上的灾难极易让革命停滞甚至倒退；其次是难以避免的新兴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与支配。同样在艺术领域，未来主义艺术的认识仍停留在革命阶段，还未意识到战线的转移。而在新的生产战线上，亟需与另一股势力展开斗争。新的艺术应该立足于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所必需的价值，即物的生产。因此未来主义的当务之急是转向辩证的生产主义。 这里，楚扎克经由辩证法的理路，将生产主义嵌入到未来主义的艺术理想和实践之中来理解。如果说楚扎克和此前《艺术公社》的成员已经为生产主义的愿景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支持，那么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实现这一愿景便成了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下面，又可分出如下的支问题，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角色是否要发生变化，角色变化之后在工厂中又该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新型艺术家在工厂中要从事什么样的任务等等。同样是列夫派成员的库什纳对此做了回应。 [7]Osip Brik. “Selected Criticism, 1915-1929.” Trans.Natasha Kurchanova, October, vol. 134, 2010,pp.83. 在近年发表的“‘IntoProduction!’: The Socialist Objects of Russian Constructivism”一文中，作者克里斯蒂娜·基亚对布里克这一简化构成主义的工作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借助辩证意象的概念来重新定义构成主义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基亚认为，构成主义者要解决主要的问题是处理过往传统、新经济现状和社会主义未来日常生活之间复杂的关系。当然，这一“误解”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构成主义与布里克的生产主义是在什么层面上进行接洽的，进一步地也可以明确布里克那里的生产主义的具体所指。[8]N.F. Chuzhak. “Under the Banner of Life-Building (An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Art of Today).” Trans. Christina Lodder, Art in Translation, 2009, pp. 122.[9]同上, 第129页Construction No 108｜AlexanderRodchenko｜19203.库什纳：艺术家作为工程师与楚扎克对生产主义发生的理解不同，库什纳从物的长时段历史来理解和推演生产艺术。库什纳1922年三到四月间在艺术文化研究院相继发表了四篇讨论生产艺术的文章。第一篇文章发表于3月9日，名为“文化的生产”，主要为架上艺术在物的文化史上进行定位。文章首先讨论了以机械化大工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并把物分成了两类：自然产物与人工制品。人工制品受到时间、空间和功能的限制。与此同时，他还考察了物的发展历史，并将物的发展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表现为物的生产者同时作为物的使用者，此时物的使用寿命受到单个人的寿命的限制。第二个时期为生产出来的这些物被生产者的子孙后代享用，也就说他们的使用时间得到了延长。到了第三个时期，生产者生产的物在生产完成后便脱离了生产者，而他们的生产时间将会变短，使用时间相应地会不断增加。艺术则是作为对物的不同功能的发展的极致表现而出现的，艺术之物则是这类物的成熟典范。基于这一观点，架上绘画则可以理解为无功能之物的极致代表。 第二篇文章题目与第一篇的相同，完成于3月16日。即探讨上一篇提及的架上艺术之后正准备生成的生产艺术，并为之构想可能的形式。在这篇文章中，库什纳宣称生产艺术的理论应该建立在批量生产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生产应该是由消费者的需求要素来构成。为此他指出了当前生产存在的问题：许多物品如垂褶连衣裙是由时尚而非批量生产决定的。最后他还通过不同时期的历史评价来考察标准化的问题。 库什纳的第三篇文章名为“工程师在生产中的角色”。这一篇文章着重讨论了在实际的生产单位和生产过程中，工程师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他首先考察了以往的生产活动中工程师所担任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根据工程师在生产中的功能划分出了三种类型的工程师，他们分别是技术型的工程师、建造型的工程师、组织型的工程师。技术性工程师在车间组织和监督工业生产过程；建造型工程师在技术办公室工作，负责计算和绘制蓝图；组织型工程师则在现代工业复杂的综合体内部工作。他注意到当前的工程师往往会被工业需求所主导，而不是相反。在他看来，这是个问题。而只有当这一情况放生扭转，工程师才能在工业生产中发挥出他该有的作用。除此之外，库什纳还批评了当下的建造型工程师未能担负起设计产品原型的责任。而这时艺术家在材料和形式方面的经验恰好可以帮助工程师更好地进行设计。由此也明确了艺术家在生产中的角色和地位。 最后一篇文章名为“生产中的艺术家”，库什纳探讨了一只脚踩在工程学上，另一脚踩在艺术上的新型学科的角色及其重要意义。根据先前的结论，库什纳认为身处生产活动中的艺术家，应在技术办公室里而不是在手工艺作坊里发挥其作用。而艺术家在工厂中不是以执行者的角色出现，而是作为新类型的工程师，在技术办公室里与其他工程师一道工作。 于此，可以看到这四篇文章中的最后两篇，指出了生产主义艺术家在工业生产中的所扮演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即艺术家作为工程师的一类，主要负责产品原型的设计，最终满足批量生产的需要。为楚扎克等人未过多涉及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向。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库什纳并不是唯一一位对此问题做出回应的理论家，而其他生产主义理论构建者对此问题的回应也不尽相同，甚至彼此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a Construction｜Karl Loganson｜1921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2021年硕士毕业论文《艺术进入生产:1920年代俄罗斯先锋派的生产主义诸理论》论文指导｜ 周诗岩 未完待续｜相关推送｜